河南股票配资 54年一大召开，毛主席下一条指示：让郑洞国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

1954年9月，在北京中南海的一次小型宴会上，五十一岁的郑洞国有些局促。这个在战场上指挥过数万大军的黄埔名将，面对不远处正在同大家说笑的毛泽东，却像个第一次进城的乡下人般拘谨。有人悄声提醒他：“毛主席一会儿要单独同你谈谈。”郑洞国下意识攥紧了手，心里只冒出一句话：“我这个败军之将，当得起这份信任吗？”

没过多久，毛泽东把话题自然扯到他身上：“郑将军，身体还好吧？工作还习惯吗？”说着，还亲手给他点了一支烟。这一幕，在场的人都记得很清楚。要知道，就在六年前，长春城内决战生死的时候，两人还隔着枪口和阵地，身处完全对立的阵营。时间不长，身份全变，郑洞国自己都觉得有些恍惚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次宴会背后，藏着一条举足轻重的决定。几天前，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，毛泽东提出一条建议：让曾经的国民党上将郑洞国，出任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委员，参与国家安全与军事建设方面的重要工作。这条提议，看似平静，实则代表着新政权对一位旧军人、对一段复杂历史的最终态度。

要弄清楚这条“指示”的分量，就绕不开郑洞国这个人，从他在战火中崛起，到在长春城中败下阵来，再到思想转变、走入中南海，前后二三十年，折射的远不只是个人命运。

一、黄埔名将：从古北口到昆仑关

1903年1月，郑洞国出生在湖南石门一个普通农家。按岁数算，比同省的毛泽东小十岁，也算半个“老乡”。家境不算富裕，却重视念书，他小时候读过一些旧书，后来又接触到新思潮，对“改造中国”的说法渐渐起了兴趣。

1924年，他考入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第一期。那一届学生中，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人物。郑洞国在校时并不显山露水，既不是最活跃的学生，也不是教官眼里的“问题人物”，但肯吃苦，训练扎实，军事课成绩出众。东征时，他在部队里表现不俗，算是早早打上了“能打”的烙印。

北伐战争结束后，他在国民党军中一路升迁，真正让他在军界站稳脚跟的，还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。1933年初，他以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七军二师四旅旅长的身份，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战役。那一仗打得极其艰苦，地形复杂，敌人火力强，部队在阵地上苦守两个多月，最后按命令撤退。客观说，古北口并没能改变华北的整体局势，但郑洞国在那一战中打出了名声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时，忽然接到上级命令火速赴前线。保定、台儿庄、武汉、宜昌……他的部队不断在不同战场上出现。台儿庄一役，有一件小事常被他晚年提起：激战中，一发炮弹在身边炸开，他当场被气浪掀翻在地，自以为大难临头。等缓过神来，检查身体毫发无伤，只发现上衣口袋里的一枚银元被弹片打弯了。这点“侥幸”，让他之后时常感慨：“上阵几十回，能这样完好无损地回来，不多见。”

真正让他自己也引以为傲的，是1939年冬天的昆仑关战役。当时日本企图切断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，从北部湾方向登陆，直插广西腹地。国民党第五军作为机械化部队中的佼佼者，被紧急投入战场，担负攻坚任务。郑洞国担任第五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，手里掌握的，都是骨干部队。

昆仑关地形陡峭，日军依托高地构筑坚固工事，还动用了毒气弹。第五军官兵在炮火、毒气和密集机枪火力下，硬生生冲上去，打成近身肉搏。战斗持续十几天，双方伤亡都很大，最终日军坚守部队被基本歼灭。蒋介石得知昆仑关告捷后，连续几天让从前线回到重庆的人到他面前讲当时的战况，面上掩不住得意。郑洞国后来回忆：“那是我打过的战斗中，最像一场典型歼灭战的。”

可以说，在抗日战场上，郑洞国是国民党将领中较早、也较坚决投入正面抗战的一批。长期浴血奋战，使他在军界的资历、声望不断上升，甚至连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，也被安排到他的部队“镀金”。这在当时，是一种很明确的信任信号。

然而，战火并不会因为个人的功劳而停下。抗战结束之后，新的较量迅速展开，他在内战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很快把他推到截然不同的境地。

二、长春孤城：败在解放军手下的“老黄埔”

抗战刚结束的几年，是东北局势剧烈震荡的几年。1947年夏季攻势打响后，东北人民解放军连续发起一系列战役，国民党军节节后退。沈阳、长春、锦州一线，都笼罩在紧张气氛之中。

1948年1月10日，蒋介石飞抵沈阳，亲自主持军事会议，决定成立东北“剿总”，由卫立煌担任“剿总”总司令，范汉杰、郑洞国担任副总司令。这一套架构，从名义上看，是要“重整旗鼓、扭转局面”，实际上却更像是临阵匆忙拧成的一股“合力”。

3月，郑洞国被派往长春，负责那里的守备与指挥。不出几周，东北解放军基本完成对长春的合围，城市进入被围状态。四面都是解放军阵地，城内却还聚集着十万左右国民党军队和大量平民。粮食供应成了最突出的问题，只能靠飞机空投勉强维持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城内物价飞涨，高粱米的价格被抬到令人咋舌的程度。

面对解放军的“围而不打”，郑洞国内心其实已经发毛。对方不急打，意味着拖时间，而时间恰恰站在围城一方而不是守城一方这边。1948年10月，趁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，他试图抽出两个师突围。结果遭遇顽强阻击，很快失败，只得重新缩回孤城。

更让他难堪的是，城内军心也不稳。就在他准备10月17日再度组织突围前夕，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，打破了原有部署。紧接着，他的嫡系部队新七军官兵中，也开始有人公开要求放下武器，不再做无谓牺牲。郑洞国当时对部属说：“你们的做法，我是不同意的。你们干你们的，我干我的。”嘴上还在坚持“忠于党国”的老观念。

然而，现实残酷到不容幻想。长春外围的防线不断崩解，城内的抵抗意志日渐涣散。蒋介石还从南京发来指示，要求他“不惜一切代价突围”，甚至传出过要他实施空袭、破坏电站等极端命令。郑洞国最后没有执行这些做法，这点不得不说，保住了长春当地的一些重要设施和民众生命。

10月中旬，解放军部队已经开始进入长春部分区域。郑洞国一方面还抱着“为党国殉节”的旧观念，甚至给蒋介石发了“来生再见”的电报，打算以死谢罪，另一方面也清楚，继续抵抗只会造成毫无意义的牺牲。10月19日，他率第一司令部直属部队缴械投降，长春守军整体局面宣告结束。

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从这一刻起，他的人生走向彻底改变。过去的军功、屡战屡胜的经历，并没有换来解放军的羞辱，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对待方式。

长春出城那天，郑洞国心情低落，心理上的失落远大于人身安全上的担忧。他以为自己大概会被当作“阶下囚”示众，没想刚出城就遇到东北联防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肖华，两人不仅没有冷脸相迎，反而主动握手、礼貌寒暄。当晚还设宴招待他和部分随行人员。

席间，郑洞国开口不无自嘲：“我是败军之将，自然听候处置。手下官兵里，若有人愿意回家，希望你们放他们回去。”肖劲光回应得很直接：“有政策的，我们会妥善安置。郑将军今后打算如何，是愿意留下工作，还是先回家休养？”对方不卑不亢的态度，让他有点懵。

接下来的经历，更加出乎他的预料。他和部分部属被安排到哈尔滨参观、休整，沿途的住宿、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就在这段时间，他接触到一本早期东北版《毛泽东选集》，翻看之初，只是出于好奇，看着看着却停不下来。毛泽东关于国内形势、工农关系、国民党政治路线问题的分析，触到他过去从未细想过的地方。

他慢慢意识到，国民党之所以走到那一步，并不只是战场上的失策，而是长期背离了孙中山提出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原则，远离普通民众的利益。他不得不承认，自己效力多年的政权，在大方向上出了根本问题，败局并非偶然。

这段思想上的碰撞，让他一度陷入痛苦。他既承认国民党错误，又一时难以在行动上与过去完全决裂，干脆以“养病”为名不参加任何具体工作，整日反复阅读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暗自感叹：“国民党怎么就没人写出这样一本书呢？”

三、周恩来开导：从“回家种田”到走进北京

1950年夏天，郑洞国前往上海治病。消息传到北京，周恩来很快托人转达邀请，希望在上海与这位黄埔旧学生见上一面。周恩来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，对这批第一期学员印象很深。早在1948年长春被围时，他还专门给郑洞国写过一封电报，劝其顺应大势、实行起义，只是当时因战况原因，电报未能送达。

在上海的会面中，郑洞国一见到这位昔日老师，就忍不住说：“几十年来，我已经忘记了您的教诲。长春解放前夕，您还特地给我写信，只可惜我没收到。”周恩来摆摆手：“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现在情况变了，大家都得为人民多做一点事情。”

闲谈中，周恩来问到他今后的打算。郑洞国态度颇为消极：“我别无所长，又老了，打算回家种田算了。”一旁的李奇中忍不住打趣：“你在老师面前，也敢说自己老？”一句玩笑话，缓解了当时略显沉重的气氛。

周恩来心里很清楚，这个学生四十多岁，正当年；长期在军界打拼，平日里很少打败仗，一下子败在解放军手里，心理落差极大，不服气、不理解都在情理之中。他没有硬压，而是耐心开导：“你现在还不到五十岁，还有很多机会为人民作贡献。国家的建设刚刚起步，许多地方都需要人手。把身体养好，将来有适合的工作，再考虑出山。”

这种既坚持原则又保留余地的说法，给郑洞国留了体面，也留了思考空间。之后，他在上海养病的日子里，亲眼看到这座曾经被他视为“繁华而混乱”的大城市焕然一新。解放前，他作为京沪警备司令，对上海租界、赌场、帮会势力的复杂情况既熟悉又厌恶。如今，短短一年左右，城市秩序恢复，物价趋稳，街头的气氛明显不同。不得不说，这些细节比任何口号更有说服力。

慢慢地，他心里那道坎被撞开了一条口子。他开始主动思考：既然新政权能在这么短时间里让上海这样的城市走上正轨，那么在更大的范围内，是否也能完成一种“重新整理”？这种朴素的判断，让他最终拿起笔，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，谈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和对新中国的看法，表明愿意为国家建设做一点事情。

1952年春节前夕，他按约从上海来到北京。周恩来在政务院接见他，一见面便直截了当：“你的思想有了进步，这是好事。我代表大家欢迎你。你比我还年轻些，不存在‘晚了’的问题。”随后，在周恩来的关心安排下，郑洞国举家迁居北京，当年夏天，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，开始参与具体工作。

对于一个几十年在军营中摸爬滚打的将领来说，转身钻进文件堆研究水利，这种变化不小。他在水利部的工作并不显赫，却相当踏实。参与一些水利规划、工程论证，更多时候，是在学习新制度、新观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这个阶段没有提出任何“特殊待遇”要求，生活也很朴素。

正是在他渐渐适应新生活的时候，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位“原东北守长春”的老对手。1954年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，建立新中国国家机构框架是核心任务之一。讨论到国防委员会人选时，有人提出，应吸收有实战经验、又已表态拥护新政权的原国民党将领参与相关工作。毛泽东顺势提出一个具体名字——郑洞国。

这条提议意义不止在个人荣誉层面。从政治上说，这表明新中国对有抗日功绩、愿意转向国家和人民一边的旧军人，保持开放态度；从国家安全角度看，国防委员会需要了解旧军队情况的成员，这位曾经的“对手”，正好能补上这一块。也正因为如此，“让郑洞国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”才在会议上得到通过。

四、中南海长谈：思想包袱的最后一层

获得国防委员会委员身份后，郑洞国与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接触的机会明显多了。开会、合影、座谈，他逐渐从当初那种“如临大敌”的拘谨，变成一种既恭敬又自然的状态。虽然内心深处的自我检讨还在，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肉眼可见地缩短了。

1954年秋天那次中南海宴会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。那天，他一夜没睡好，第二天进门时还迟到了几分钟，自责得厉害。进屋一看，除毛泽东外，叶剑英、贺龙，还有另一位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鹿钟麟也在场，气氛其实并不紧张。毛泽东起身迎接，主动握手，随手问了句：“吸烟吗？”待他点头，毛泽东竟亲自帮他点燃了烟。

这类动作看似细小，对郑洞国这种“出身旧军队”的人来说，却是极其有冲击力的。传统军队中，上下级之间礼节森严，高层人物对下属很少如此随和。如今，昔日“对手”不仅没有追究旧账，反而礼数周到，让他心里的那点“戒备”和“自卑”被冲淡了不少。

席间，话题从家常逐渐转到工作与学习上。毛泽东了解他近期的生活安排后，语气很自然地说：“家庭安顿好了，人也要多为人民做事。你今年才五十一岁，还年轻。”这一句“年轻”，听在他耳里，并不只是安抚，某种程度上是提醒：你的路还没有走完。

趁着气氛正好，郑洞国忍不住问出了压在心里许久的一个疑问：“有件事一直不明白。您的马列主义，是怎么学得这么好的？”这话听着略带笨拙，却极为真切。他的困惑很简单——为何同样身处旧中国，同样接触西方思想，许多人只是停留在口号层面，而毛泽东却能从理论走到实践，最终改变整个国家？

毛泽东听完，笑得很爽朗，说的话倒很朴实：“我那时候刚接触马列主义，就以为自己已经是革命者了。后来到煤矿去，跟工人打交道，人家不一定认你。这才发现，嘴里讲马列不等于真站在工人一边。光是一副‘学生脸’，老师腔，很难让人信服。”他接着说，自己也是在一次次同工人、农民接触、受挫、反思的过程中，慢慢调整立场，从“旁观者”变成真正站在人民一边的人。

这番话，打破了一些人对“伟人”的刻板印象。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开始就洞察一切的“天才”，反而强调是在中国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中，一点点学习、修正，才走上比较成熟的道路。这种“不是天生，就在过程中”的表述，对正处在思想转型期的郑洞国来说，极有说服力。

他原本心里常有一个阴影：自己早年投身黄埔、参加北伐、打过不少抗日恶仗，主观上也算有过“救国”想法，但最终站在了失败的一边，这是否意味着整个人生“走错了”？毛泽东这番话，等于告诉他：只要在关键时刻能转向正确的一边，继续在新的道路上做事，前半生的经历也有其价值。很多错误，是时代局限、认知局限造成的，不必用最严苛的标准去否定一切。

从那之后，他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，有了更平衡的看法。黄埔出身、抗战功勋，这些不再只是“旧账”，而成为一种可以用来解释、说服他人的经历资源。他在国防委员会、民革中央、全国政协等平台上，逐步发挥出这种独特的作用，尤其在联系、团结黄埔系人士方面，用心颇多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，他对统一大业格外关注。1984年，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，他被推选为副会长。这一职务外人看来不算耀眼，他自己却看得很重。因为在他眼里，“黄埔精神”的核心就是爱国和革命，只要把这一点讲清楚，无论在海峡两岸，还是在海外散居的黄埔校友中，都会有共鸣。

晚年，他经常劝那些还在犹豫观望的旧同僚：“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初心，是要国家统一、民族振兴。只要认同这一点，无论走过什么弯路，都可以重新站到一起。”这种说法，对于经历过军界浮沉的一代人来说，确实更容易接受。

1991年1月27日，郑洞国在北京病逝，享年八十八岁。从古北口到昆仑关，从长春孤城到中南海小宴，几十年的风云，终于落下帷幕。同年2月26日，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消息，对他一生作出评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海峡两岸几乎在同一时间，都以不同形式为他举行追悼活动。在众多黄埔系将领中，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者，屈指可数。

回头看那条“让郑洞国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”的提议，不只是对一位个人的肯定。它更像是在新中国政治格局中，留出一个位置，给那些愿意从旧时代走出来、转而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人一个交代。这份空间，也让许多曾经站错队的人，看到了另一种可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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